
有一次跟着宋大师去完成了一件大型的玉雕作品《八十七神仙卷》。当时我们组接了这个任务之后跟着师傅去了深圳,这个时期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不去深圳就不能开阔眼界,当时父亲也去世了,就觉得家里面靠我去支撑,于是跟着师傅毅然决然去了南方。
完成这件作品之后,对我的技艺提升特别快。当时我们几个师兄弟先完成作品后回了北京,师傅还要后期处理一些事务就晚回了北京。在这几个月没有师傅的空档期我独立完成了几件作品,也得到了厂里的认可,这时深圳那边有一个香港老板,他到北京玉器厂招技术人员,我们厂就把我派去做设计,而这时候我与宋大师的师徒关系也到期,可以自己独立创作了,于是我又回到了深圳。
到了深圳相当于换了一家公司,要自己独立去面对市场,不再体现师傅的创意,完全靠自主创意,这时候我又迷茫了,不知道前途是什么,以前师傅教的又觉得与市场对不上,因为北方的工艺和南方的工艺是不一样的,以前主要做的是大型的玉雕作品,比如牌子,大茶盘,但到了南方是市场经济,完全要走市场化,大件改小件,做的工艺上完全不是大件的缩小,而是更精细,更简练,样品要不断的出新,不断创新,这时候要变得更灵活,创意思维更敏锐,要了解买家的喜好,直接针对客人的需求来创意,这时候作为创作者要变化非常的快,这是从北京大的玉器厂出来的我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们在北京时是被安排,按照师傅的要求去做,完成要求就可以了,从来不用考虑做的东西有没有人去买,跟你的价值有没有什么关系。到了南方就完全不一样了,南方是市场化经营,你的活积压得多了就会被淘汰,你的货供不应求才会被重用,特别的现实,那个时候压力特别大,每天要加班到十点多,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周休息一天的工作量。
正是那个时候大量的工作实践使我的技艺极速提升,创意思维也更加灵活,知道了要考虑面对什么样的人群,他们的售价直接关系到自身价值,这时就要想做的东西不仅是要自己喜欢,也要别人喜欢,自己完成不管它的销售情况是不行的,直接与自己的生存极密切相关,那个时期是我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在深圳干了五年之后,那个香港老板要回香港不设公司了,我们又纷纷再找出路,我就又回到北京了。
回到北京后,2000年就开始来到了中鼎元珠宝有限公司,这时候又是我人生一个新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接触的都是以翡翠为主,从来没接触过和田玉,但中鼎元的玉种是以大量和田玉为主,这两者工艺表现手法上也是有区别的,翡翠突出它的“色、种”,工艺要突出材料的通透、简洁,怎么把它的水体现出来;但白玉因是白色,要充分体现其“润”,工艺要更加细腻才能表现出它的质感,这就是反差。
一开始这个转变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因为要对白玉的材质有充分的了解,什么是籽料,山料,还有俄料,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做法不同,体现出来的润质也不同,这也是对我们眼力的极大考验。以前做翡翠,没有人让你参与到材料的买卖当中,但是和田玉是做工上的价值体现出人的价值,最终要参与到直接买材料当中,如果买不好,再做任何工艺也弥补不回来损失,这又增长了我很多的见识,要分清材料的好坏优劣,如何利用,逐渐在这么多年中摸索出经验来,对于什么材料如何去把握,怎么突出其经济价值、艺术价值,都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在这十几年当中,我对这种材料已经摸索得非常熟练了。再有对一些有瑕疵的玉料,如何俏色巧雕,巧妙利用瑕疵,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格。
我是几个品种同时定型,一个是宫廷派的牌子系列,一个是俏色巧雕系列,浆石俏色,再一个是现代题材,这几类作品把我的风格丰满起来,其实风格的形成就是在中鼎元这近二十年当中慢慢摸索形成的。
中鼎元珠宝有限公司是刘书占创立的,他最初是做市政工程的老板,后来因为个人爱好就自己开了家珠宝店,在开珠宝店的过程当中他产生了是否能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匠人来表达的想法。在这个思想引导下,他开始发加工,即告诉你题材,由匠人来做。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很多从业者,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刚来时只有3个人,什么都要做,后来逐渐发展到60人的大厂。他不像一般的老板强烈的追求利润,而是把他的创意思想告诉你,把对市场的观察和我们互相交流,使你做的东西有目的性,出来之后就有需求。做一件东西,他不是急于求成,一个东西要做好一定要有工期,慢工才能出细活。他更有胆魄做一些大型的东西,谁都知道这两年经济也不是很景气,谁都不愿去压大型玉器,他能够看准市场,不怕压资金,压成本,这样我们就做出了一系列收藏品。没有他的支持就没有我个人风格的体现,也是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